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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教育专家谈怎样建设中国的创新型大学?

怎样建设中国的创新型大学?

          ——访国际比较教育专家、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阿瑞德·特捷达夫


  ●最近几年的国际排名结果显示,中国已有811所大学成为国际“星级大学”,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处于正确的发展轨道上;
  ●政府对大学可通过建立理事会、任命校长、质量评估来加强对学校的管理,而不是直接参与学校的事务性运作;
  ●办学经费要首先保证那些市场竞争力较弱学科的教学,不应用于建造豪华的校园和炫耀性的建筑,一般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应该保证他们能够在中国过上普通的、体面的中等生活。
  
  在不久前召开的2006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记者就如何构建创新型大学和世界高水平大学建设等问题采访了阿瑞德·特捷达夫。

记者:最近几年来,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比较大。在您的演讲和文章中都提到,国际排名比较靠前的大学一般都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比较强的大学。那么,大学创新的条件是什么?

阿瑞德·特捷达夫:按照WTO(世贸组织)和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逻辑,在一个国家内的高校间和不同国家的高校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激烈竞争。近几年《泰晤士报》“高教增刊”大学排名结果,给所有想获得好名次的高校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具有竞争力。我认为,一般来说,大学创新的条件应包括:体制上能自主办学、有适当的经费(而不是足够)、建立国际联盟、完善的质量保证措施以及构建国际化品牌和市场机制。

记者:很多专家都提到过大学要有所创新就必须有办学的自主权,那么如何处理学校和政府的关系?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自主机制?

阿瑞德·特捷达夫:办学体制上的自主对实现办学目标、战略和组织变化的创新型思维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政府过多干预目前仍然也是欧洲大陆学校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在控制着大学的行政管理。所以,欧州大陆的大学在运作自身事务的时候普遍缺乏竞争力。

但在英美国家,情况恰好相反。一方面英美国家通常给予大学资助和经费;另一方面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政府也给大学制订了应该达到的目标。鉴于这些经验和当前全球化的压力,中国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也应该是双重的:一方面为每一个大学都制订清晰的研究和教育目标,另一方面建立一个能持续评估大学办学成绩的审核机构(必须是独立的、学术性的、被有效监督的)——来检验其目标实现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可用某种经费拨款机制作为“胡萝卜”,来激发和提高大学办学的效率。在处理与大学的关系时,政府应该拥有任命理事会的职权,理事会要能代表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它应成为政府与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之间的过渡环节。而且,理事会应该具有甄选最佳校长人选的职能(如果必要的话)。对校长的任命,应该制订一个四年任期合同。如果对于学校的成绩满意,理事会可以继续下一届合同。同时在行政管理方面,校长应该具有非常高度的自主权和管理权,以便带领学校在实现政府规定并由理事会表述的办学目标方面做出最佳成绩。

大学校长的自主和独立,可能是美国大学为什么能在所有的世界高校排名中占据绝对地位的主要原因。这些排名结果也反映出了美国大学的高度竞争力,因为它们在体制结构上就是创新性的。

记者: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办学经费仍然是个大问题。但您说过,也不是经费越多越好。怎样的财政体制才能够保证大学有足够的创新力?大学的钱应该花到哪里去?

阿瑞德·特捷达夫:所有的公立大学都必须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办学经费。但是过分保险而稳定的办学经费,可能会导致大学产生“惰性”。在保证满足基本经费的基础上,更多的财政经费应该按照大学的办学业绩来分配。业绩好就应该获得高回报,业绩差的就应该获得较少的政府拨款。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经费尺度是要推动学校自己努力创造收入。政府的拨款甚至应该以因向政府提供了某种服务或产品(科研和教学)而获得资助的名义。政府的经费应该指定用于某种主要活动,特别是那些在市场竞争力方面有问题的学科教学。例如,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就应该获得稳定的经费,因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保持中国特色至关重要。

政府经费不应该被允许用于建造豪华的校园和炫耀性的建筑。一般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应该保证他们能够在中国过上一个普通的、体面的中等水平的生活。如果平均工资水平过低,就会严重影响科研和教学的质量。目前,英国的大学在研究把额外拨款与超额业绩结合起来的办法。中国其实也应该这么做。教学质量的高低有时候难以量化,教学经验也难以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但尽管如此,教师的教学优异表现也应获得奖赏。如果大学想有明星教员,它就必须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工资。但是,前提是所有的教师都能有一个体面的平均工资收入。

记者:提高办学质量是当前我国大学的中心任务之一。对于大学来说,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质量保障机制?

阿瑞德·特捷达夫:对于一个大学来说要想保持竞争力,其产品或产出程序的质量就必须被时时监控着。但是,质量保障机制必须根据学校不同的自主程度而有所区别。如果一所学校的运作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里,那么管理学校的部门就有责任去审核学校的办学质量。但,这样的学校不会对自己的质量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一所学校对于自己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有自主权,它就会主动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质量保证机制。所有质量控制的起点其实都是工作的终结:学生学习的质量和科研的质量。前者明显地体现在学生的考试成绩中,而后者或者体现在发表的文章中,或者是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例如航天研究)。如果工作做得不好,学校自己就会更仔细地去检查一下学习的组织情况(学生的考试成绩),或科研团队的工作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能够鉴别出每一个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作质量水平,然后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此外,大学能够保证质量的一个好办法,是瞄准另一所大学进行不断对比。但是无论如何,全国或者省级的管理机构应该随时对学校的质量评估负起责任来。

记者:经过多年建设,我国高等教育不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也有不少高校在世界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您怎么评价中国大学目前的办学水平?

阿瑞德·特捷达夫:按照最近几年的国际排行结果,中国已经具有了811所国际性的“星级大学”。如果按照学科领域排名,中国已有8所大学名列“科学类”100强中,11所大学在“科技类”100强内。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也有8所大学属于100强。

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处于正确的发展轨道上。今后最大的挑战当然是如何在世界级大学里占有更多的份额。在政府管理之外,还应该寻求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决定的权力,同时保持更加严格的质量审核控制。总之,政府应该在学校自主、经费保障和质量审核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以便更多的创新型中国大学能在国际排名榜上熠熠生辉。(本报记者 姜言东)

人物名片

阿瑞德·特捷达夫:挪威奥斯陆大学教育社会学专业毕业,现为奥斯陆大学、挪威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是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政策比较。

作为埃塞俄比亚、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及立陶宛高教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之一,阿瑞德曾参加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发展规划。他还是挪威、芬兰、法国、英国和美国实施的“学校领导培训比较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目前任厦门大学兼职教授。
  特捷达夫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2005年他在挪威出版了《潘懋元——中国高教研究的奠基者》(Pan Maoyuan --A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更新时间:2009-09-04 点击 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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